沒有人愿意止步，但在工作多年之后，我們該如何保持成效，不斷成長和進步？對于這個問題，被稱為“現代管理之父”的彼得·德魯克曾用自己的經歷，給所有人上了意義深遠的一課。
一個人，特別是一個運用知識的人，要怎樣才能取得成效？這樣一個人，在生活與工作多年之后，在歷經多年的變化之后，又要怎樣才能一直保持成效？這個問題涉及的是個體，因此不妨從我自己開始探討。
我想講七段人生經歷，它們教會了我如何一直保持成效、不斷成長、不斷改變，并在年齡不斷增長的同時不斷實現突破。
威爾第教我永遠追求完美
18歲時，我一周去看一次歌劇。漢堡歌劇院是世界上最頂尖的歌劇院之一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去聽偉大的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收筆之作《福斯塔夫》，結果完全被它征服了。后來我驚訝地發現，這部洋溢著歡樂、熱情和活力的歌劇，居然出自一位80歲高齡的老人之手！
后來，我讀到了威爾第寫的一篇文章，他在文章中談及，人們問他為什么在如此高齡還要不辭勞苦再寫一部歌劇，而且是一部難度極大的歌劇。他寫道：“作為一名音樂家，我畢生都在追求完美，可完美總是躲著我。我覺得自己有義務再試一次。”
這段話讓我沒齒難忘，我當時下定決心，無論我的畢生事業是什么，威爾第的話都將成為指引我前行的明星。我將永不放棄，追求完美，盡管我很清楚，完美總會躲著我。
菲迪亞斯教我“神看得見”
差不多同一時間，也是在漢堡做學徒期間，我還看到了另一個故事。
公元前440年，古希臘最偉大的雕塑家菲迪亞斯受命創作一組神像——歷經2400年的風雨，如今它們仍矗立在雅典城帕臺農神廟的屋頂上，被譽為最杰出的雕塑作品之一。創作完成后，它們受到廣泛贊譽，可雅典城的司庫卻拒絕按單付款。他說：“這些神像立在神廟屋頂上，而神廟蓋在雅典最高的山上。大家只能看到神像的前面，可你是按四周都雕刻收費的。也就是說，神像的背面誰也看不見，可是你卻收了錢。”
“你錯了，”菲迪亞斯駁斥說，“眾神看得見它們。”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了我，并從此信守這條原則——哪怕我們做的是只有“神”才注意得到的事，也必須追求完美。
經常有人問我認為自己寫的哪本書最好，我總會笑著回答：“下一本。”我不是在開玩笑。盡管我現在比創作《福斯塔夫》時的威爾第年長，但我正在寫兩本新書，而且希望它們比我過去寫的任何一本都更好，更重要，更接近完美。
記者生涯教我持續學習
幾年后，我搬到了德國法蘭克福。在20歲生日那天，我被法蘭克福最大的報社錄用，成為財經和外交事務記者。我迫使自己學習國際關系和國際法、社會和法律機構的歷史、普通史、金融等等。就這樣，我慢慢構建起了自己的知識體系。
我現在仍在堅持這個習慣，每隔三四年就會選擇一個新的領域，例如統計學、中世紀史、日本藝術、經濟學等等。在60多年的時間里，我不斷地學習，這不僅讓我掌握了豐富的知識，而且迫使我去了解新的學科、途徑和方法。
報社主編教我回顧總結
使我的思維保持活躍、知識不斷增長的另一個習慣，是我所在報社的主編、歐洲一位著名報人給我的教誨。那家報社的編輯都很年輕，我22歲時成為三名助理總編輯之一。我得到提拔，并不是因為我特別出色，而是因為在20世紀30年代，本該出任這些職位的35歲左右的人，大多在一戰中戰死了。
我在太平洋戰爭結束10年后去日本，50歲左右的報紙主編不辭勞苦地培訓和磨礪年輕下屬。他每周都要跟我們每個人討論工作。
每年新年到來之初以及暑假開始之時，我們會用一天半的時間來總結此前6個月的工作。主編總是從我們做得好的事開始，然后討論我們努力想做好但又沒做好的事，接下來再討論我們努力不夠的事，最后嚴厲批評我們做得很糟或本該做卻沒有做的事。在討論會的最后兩個小時，我們會制定接下來6個月的工作：我們應該全力以赴的是什么？我們應該提高的是什么？我們每個人需要學習的是什么？主編要求我們在一周之后遞交自己在接下來6個月內的工作和學習計劃。
將近10年后，我已身在美國，成為一名資深教授，開始了自己的咨詢生涯，并且開始出版一些重要著作。這時，我想起了主編教給我的東西。自此之后，我每個暑假都會留出兩個星期的時間，用來回顧前一年的工作，包括我本該做得更好的事、做得不好的事，以及我該做卻沒做的事。另外，我還會利用這段時間確定自己在咨詢、寫作和教學方面的優先事務。
這種做法迫使我遵守威爾第“追求完美”的訓諭，盡管直到現在完美仍然“總是躲著我”。
高級合伙人教我勝任新崗位
1933年，我從法蘭克福移居到倫敦，先在一家大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員，一年后去了一家快速發展的私人銀行，擔任該行的經濟學家，同時兼任三名高級合伙人的執行秘書。大約3個月后，公司創始人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，劈頭蓋臉地說：“你剛來這里的時候，我覺得你沒什么了不起，現在覺得你比我想象的還蠢，簡直蠢到了極點。”
接著他說：“我知道，你在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做得很好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想要你做的是證券分析，就不會讓你來。你想想看，你應該做些什么，才能在新崗位上取得成效呢？”
于是，我徹底改變了自己的行為和工作內容。打那以后，我每換一個新崗位，都會思考下面這個問題：“在這個新崗位上，我必須做些什么事才能取得成效呢？”
我做咨詢顧問60年，給許多國家、許多組織提供過服務。我在所有組織中見過的人力資源方面的最大浪費，便是提拔不成功。許多能干的人被提拔到新的崗位上，但真正成功的人不多，有不少人徹底失敗，更多的人則成了平庸之輩。
一個在10年甚至15年間都很稱職的人，為什么突然變得不勝任工作呢？我所見過的事例，幾乎都犯了我70年前在倫敦那家銀行犯的錯誤——他們走上了新的崗位，做的卻仍是在老崗位上讓他們得到提拔的那些事。他們并不是不能勝任工作，而是做的事是錯的。
兩個組織教我用結果對照預期
1945年前后，我選擇歐洲現代史早期作為自己為期三年的學習領域。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，有兩個組織在歐洲成了兩股具有支配性的力量，分別是南部天主教地區的耶穌會和北部新教地區的卡爾文教派。
按照規定，每當耶穌會神父或卡爾文教派牧師做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，都應該把自己預期的結果記下來，在9個月后再用實際結果進行對照。這樣，他們很快就能發現自己什么事情做得好，自己的長處是什么；有哪些東西是必須學習的，有哪些習慣是必須改變的；哪些事是自己沒有天賦的，因此做不好。
我自己也使用這種方法，至今已經堅持50年。它能幫助一個人發現自己的長處——這是人們了解自我的最重要一點；它還能揭示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做哪些改進；最后，它還能揭示一個人沒有能力去做，因此根本不該去嘗試做的是什么。
了解自己的長處以及如何強化這些長處，并且了解自己不能做的是什么事——這些便是持續學習的關鍵所在。
熊彼特教我人過留名
1950年1月3日，父親和我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約瑟夫·熊彼特。熊彼特那時已是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家，66歲的他仍在哈佛大學傳道授業，并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，活躍在學術圈內。
兩位老人在一起盡情回憶往事，我父親問熊彼特：“約瑟夫，你現在還在想要留下怎樣的名聲這個問題嗎？”
出版過兩本重要著作后，熊彼特曾說過一段廣為人知的話，他說，自己最想留下的名聲是“歐洲最偉大的情圣和歐洲最偉大的騎師——也許還有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”，那時他還只有30歲左右。
面對我父親的提問，熊彼特回答：“是啊！不過我現在想留下的名聲是‘一位培養出六七名一流經濟學家的教師’。一個人如果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，那他就什么也沒能改變。”
他們這段對話我永生難忘。我從中學到三件事：
第一，世人常說“人過留名”，我們必須問一問自己，到底想留下一個怎樣的名聲。
第二，答案會隨著年歲增長而改變，會隨著自己的成熟以及外部世界的變化而改變。
第三，只有改變了別人生活的東西才是值得紀念的。
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這些故事，原因只有一個——我所了解的長年保持成效的每一個人，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學者，也無論是高級軍官還是一流的醫生，也不管是教師還是藝術家，都曾獲得一些與我非常相似的教益。